纪律准则(33)

　　刘强是跟她一起来的，在车里有些坐立不安，总是下意识往外张望。

　　蒋衡提前等在了停车场，见状撑起伞走到车边，把李玲华接了下来。

　　李玲华昨天一晚上没睡，眼睛里都是红血丝，她看起来疲惫而颓丧，像是只靠一口气在强撑着。

　　她手里抱着个小盒子，捏得紧紧的，捧在怀里不撒手。

　　“那里面是小文最喜欢的一个模型。”李南借着关车门的动作跟蒋衡小声提醒道：“是妈妈送他的十八岁生日礼物。”

　　蒋衡点了点头，示意自己明白。

　　他以前见过许多这种原告，出庭的时候会带上死者的一些小物件，寄托哀思的同时也想让他们“亲眼”见证结果。

　　纪尧也来得早，只比李玲华晚到了十分钟。他和王涛同车过来，进了法院大门时，李玲华他们还站在停车场没走。

　　蒋衡今天穿得很严肃，西装外面搭了一件黑色的大衣，看起来个高腿长，在几个人中间颇为扎眼。纪尧的眼神下意识向他看去，蒋衡似有所觉，隔着半个停车场跟他遥遥对视了一眼。

　　然后纪尧先一步错开了目光。

　　“走吧。”王涛停好车走过来，看了看李玲华那波人，跟纪尧说：“进去吧。”

　　纪尧点了点头。

　　热搜上，“第三者意图谋害原配独子”的新闻趋势愈演愈烈，骂小三的有，骂渣男的也不少，无数的点赞和评论掀起了一场小范围的舆论风暴。但因为没提起医疗事故的事，所以无人注意到这个不起眼的小角落。

　　区法院里有些冷清，旁听席上也没什么人，只有李南和几个李家家属。

　　纪尧头天晚上还紧张得辗转反侧，但是真坐到了被告席上，反而觉得平静下来了。

　　反正事已至此，就顺其自然吧，他想。

　　琐碎的庭前准备结束后，公诉人宣读了起诉书，纪尧分心听了一耳朵，觉得像是蒋衡的手笔。

　　他写起诉书有个不起眼的小习惯，总是会习惯性选用几个固定的词，纪尧以前总看他写练习，自己都快记住了。

　　李玲华的诉求非常简单，她对附带的民事赔偿金不在意，只要求按法律法规严惩这次医疗事故。

　　“根据原告提出的医疗报告书和司法鉴定书来看，李文在进行手术时，CD4免疫细胞指数不足二百，从临床角度来看，无法进行手术。”审判长说：“但被告依旧选择了进行手术，对吧。”

　　“当时李文先生的情况非常严重，腹部破裂大出血，并有感染的风险。”王涛说：“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身体素质无法支撑完整的术前检查，所以我方当事人选择了即时检验。因为即时检验结果为HIV阴性，所以我方当事人以正常流程进行了手术处理。”

　　“关于李文先生的HIV阳性，他的相关直系亲属都知道这件事。事发当天，李文的生父刘强先生明明在场，但医疗人员没有对他说明情况，反而选择了与死者毫无血缘关系的周芳作为签字代理人。”蒋衡说：“从程序上来讲，这侵犯了直系亲属的知情同意权。所以我方有理由怀疑，也是因此导致了涉事医生没有跟病人家属进行细致沟通，以至于最终对患者病情认知不清的结果。”

　　蒋衡的语气很冷淡，带着点公事公办的机械感。在纪尧的印象里，除了重逢时蒋衡夹枪带棒地说话外，他很少有这么咄咄逼人的时候。

　　私下里，蒋衡其实是个很好说话的人。他温和且体贴，对许多事都呈包容态度，擅长换位思考，所以很少跟人争辩什么。

　　但有趣的是，他本人实际上并不是个温软良善的小绵羊。他有自己的主意、底线和坚持，在某种程度上算是说一不二。

　　现在看来，他所有锋利而强势的一面都用在工作上了。

　　“当天刘强先生酒后意识不清，无法在第一时间做出回应。加之刘强先生与周芳女士行为亲密，所以我方当事人误认为周方女士为李文先生的直系亲属。”王涛说：“而且关于术前风险告知问题，当时刘强先生全程在场，有监控视频为证——我申请展示证据。”

　　法官很快准许了王涛的请求。

　　监控画面里，周芳半扶半搂着刘强，纪尧站在他们对面，皱着眉头正在说些什么。刘强哭得很厉害，于是纪尧直接把手术同意书交给了周芳。

　　“当时刘强先生与周芳女士全程在一起，不存在有单独说明术前风险的情况。”王涛说：“在这个过程中，刘强先生没有对手术方案提出异议，也没有说明HIV阳性的事情。”

　　“原告方证人的证言里明确说明，在签署手术同意书之前，他在急诊室门口与被告说明了李文的病症和身体状况。”公诉人说。

　　“我方当事人明确说明，没有接受过相关信息的反馈。”王涛说得很笃定：“刘强当时处于醉酒状态，意识不够清醒，可能有混淆记忆的情况。”

　　“当时刘强有明显的醉酒表现吗。”审判长问。

　　“有的。”王涛说。

　　“他的意识清醒吗？”审判长问。

　　王涛犹豫了一瞬，转头看了看纪尧，纪尧不太敢贸然回答，怕说多错多，于是冲着王涛摇了摇头。

　　“不完全清醒。”王涛说：“所以我方认为，刘强的证言存在疏漏、错乱的可能性，不能当做唯一决定性证据。”

　　“所以你的意思是，当时在明知对方不清醒的情况下，被告人还对着一个醉酒人员进行了‘手术风险告知’是吗？”蒋衡突然问。

　　王涛心里咯噔一声。

　　因为他马上发现，他掉入了一个陷阱中。

　　如果承认刘强意识不清醒，那纪尧所谓的“术前告知”没有任何意义，他没有争得直系亲属同意，也没有按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处置方法把事情上报院方就进行了手术，这在流程上就理亏。

　　但如果承认刘强当时有清晰的自我意识，则会侧面抬高他的证言说服力。

　　纪尧显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的心猛然收紧，侧头看向了王涛。

　　“被告。”审判长说：“当时刘强是深度醉酒状态吗？”

　　“照实说。”王涛低声说。

　　“他确实是醉酒状态。”纪尧仔细回想了一下，因为紧张，所以说得有些磕绊：“但他也能跟我交流，过程中一直在哭，还说过让我救救他儿子。”

　　“公诉人还有什么要问的？”审判长说。

　　“申请证人上庭。”公诉人说。

　　庭审到了这个地步，刘强的证词完整度显得格外重要。

　　根据隔离原则，刘强没有旁听这场庭审，他被叫进来的时候，屋内的气氛很紧张，李玲华眼圈通红，屋里所有人的视线都落在他身上，沉得让他腿软。

　　刘强不知道庭审走到哪一步了，心里止不住地发虚，眼神在李玲华和纪尧之间来回游移。

　　他一步三磨蹭地走上证人席，稀里糊涂地念完了保证书，然后在公诉人的问话下把自己之前说过无数次的说辞重新复述了一遍。

　　“你在跟被告沟通交流的时候，是处于什么情况？”公诉人问：“是主动告知，还是回答医生提问的问题。”

　　“我主动说的。”刘强连忙道：“他说要给小文开刀，我就赶紧说了。”

　　“具体内容是什么？”公诉人问。

　　“我就说小文有艾滋病，让他们小心点治。”刘强说：“还说让他们务必救救小文之类的……当时情况很急，我说完他就走了。”

　　“当时在场还有别人吗？”公诉人问。

　　“还有周芳。”刘强说：“别人没了。”

　　“医护人员呢？”

　　“没有。”刘强说：“只有这个医生。”

　　“我方有话要说。”王涛举手示意了一下：“根据监控视频可以看到，在沟通交流的过程中，我方当事人身边全程都有其他医护人员经过，包括一位护士长和两位值班医生。”

　　当时急诊室门口兵荒马乱，纪尧身边是路过了好几个人，只可惜他们没全程在场，所以每个人的证言都不完整。